第六章第一节：画家如何“革命”
迥异于晚清其他画报，《时事画报》等基本上不考虑商业利益，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启蒙，而是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。这里所说的“革命”，不是梁启超式温文尔雅的“诗界革命”、“小说界革命”，而是孙中山那样以推翻清廷、创建民国为目标的暴力政治。上述六位画报人，都是热血青年[1]，但介入实际政治的程度不同。陈垣虽在1913年初“以革命报人身份正式当选众议院议员”，但在晚清，基本上是以笔为枪，“读书不忘爱国”[2]。这与陈树人“我本艺林人，自幼成画痴”、“革命思潮起，波澜要助推。我遂走香江，笔政初主持。大义著攘胡，文字力鼓吹”的自述比较接近[3]。高剑父更为积极主动，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，组织“支那暗杀团”[4]；黄花岗之役，“举义时，高氏任支队长，但因为事先同志以拈生死阄分配任务，高氏拿到‘生阄’，所以担任外围接济及运输军械的工作，没有直接参加攻击”[5]。大凡谈及高剑父历史功绩，都会刻意强调其早期的革命生涯[6]；我更倾向于认为，高剑父早年的政治热情，与其日后努力倡导“新国画运动”时之不屈不挠，二者之间确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[7]。至于本人追忆以及后世论述中出现的不少夸饰之辞，则难以取信[8]。真正在“辛亥革命史”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是潘达微，尤其是其冒险为烈士收尸，并将其合葬于黄花岗[9]，得到了革命派以及后世史家的一致褒扬[10]。
积极鼓吹“革命”的《时事画报》，对于“暗杀”情有独钟。从1906年初的“日日都话有暗杀，究竟为乜原因”的粤讴《暗杀》（亚钟），到1907年表彰俄国虚无党人的《女革命党》，再到1909年讲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《暗杀》[1]，只要有暗杀事件发生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，《时事画报》必定积极追踪报道。关注突发事件，这本是画报“新闻性”的体现；问题在于，除了讲述事情的经过，此画报往往低两格，发一番惊世骇俗的宏论——如此模仿“太史公曰”，足见其政治激情与书生本色。
讲完俄国虚无党人如何以木匠身份入宫，放置炸弹，谋炸俄皇，最后功亏一篑，接下来便是：
辑者曰：俄国之虚无党，诚足令人谭之而色变哉。我国暗杀之士，莫盛于战国秦初之间，史迁编《游侠传》，有慨于此等人物，良有深意也。俄之虚无党，诚非吾国人所可及。我国往者之游侠，类多以刃、以锥，而俄虚无党则炸药也。……然有此锥，有此炸，而专制酷烈之君主，少知所惕，则力士与木匠，亦足多矣哉。[2]
至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无疑是当年最为激动人心的“特大新闻”。同样是讲完事情经过，再来一番热情洋溢的评议：
二十世纪世界，炸弹世界也。革命风潮，无国不有。我国为外潮所激荡，革党日盛一日，屡以起事，随即扑灭。殆所谓本国兵势，御外侮则不足，防内患则有余者乎。革党近乃一变其方针，为个人轰杀主义。虽大事难成，亦聊以快一时之意气欤！往日革党多空言家，今则竟有实行者。一般政界中人，安得不怵然惊也。[3]
这则《轰杀恩抚》【图9】，结束处嵌有“暗杀主义”印章。晚清志士之所以热衷暗杀，既受俄国虚无党人的刺激与启示，也是出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考量，还有就是参与者多为热血青年，崇尚牺牲，希望借此“伸民气”，“铸国魂”[4]。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《广州时事画报》刊出潘达微等《广州平民日报添招股份简章》，其中有一《平民报之历史》，称：“本报发刊于庚戌九月，为内地第一革命机关日报，以提倡大举暗杀为目的，发挥人道大同为宗旨。”[5]其实，不仅《平民报》如此，《时事画报》及其后续的《平民画报》，也都是见缝插针，明里暗里表彰实行暗杀的革命党人。
画报从属于新闻，不能故意抹杀或歪曲事实；可即便不直接发表评论，单是角度的选择以及版面的编排，也都能表达自家立场。如革命党人熊成基1908年冬发动安徽新军起义，事败逃匿，《时事画报》的报道表面上不偏不倚，讲述安徽、江苏两省如何连手缉捕“安庆叛首熊成基”，最后甚至还有一句“熊果获，亦两省政界之福也”——因徐锡麟案弄得各省官吏人心惶惶。可此图用特写的方式，刊出熊的小照，不也是一种无言的表彰【图10】[6]？这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，《时事画报》刊出报道《轰杀恩抚》、时论《妄哉徐锡麟，愚哉徐锡麟》、资料《徐锡麟之亲供》、图像《徐锡麟之真像》一样[7]，都是一种明贬暗褒。
对于潘达微等人来说，直接介入的“革命活动”，是广州辛亥“三·二九”起义。“黄花岗”于是成了寄托理想与情怀的重要标识。潘达微以《平民报》记者身份四处奔走，说服善堂出面为起义烈士收尸一事，当初报章上已有提及[8]；“辛亥五月出版”的《广东最新绘图近事——革党潮》，更是围绕埋葬烈士的黄花岗大做文章[9]。同年闰
